论文子(代前言)
本章内容来自于李定生老师的「文子校释」,原文是繁体字,由于对繁体字部分不熟,每次翻阅时总是效率不高。
但是这篇前言是「文子道论」的内容概括,每次读都有新收获,于是想着把它转成简体字,记录于此,方便以后再来看。
一、文子真伪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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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,文子是西汉时期已有的先秦古籍,它先与淮南子。文子虽经后人篡改润益,但不是伪书,可以作为研究文子思想的主要资料
二、文子其人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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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庄子天下篇叙述彭蒙、田骈、慎到所崇尚的道术,以及齐万物以为首的特点,从彭蒙之师曰的内容,以及其他文籍所保存的有关资料来看,不仅与文子思想一致,且语言亦类,可看出文子、彭蒙、田骈文子是彭蒙之师的可能极大,他是黄老学之始祖。思想的师承关系
三、文子道论
文子解说老子之言,阐发老子思想,继承和发展了道家「道」的学说。「道」作为一个哲学范畴,是老子首先提出的。它不但是道家的基本问题,而且影响着整个中国哲学史。文子首篇道原,就开宗明义地解释老子「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」的「道」说:「夫道者,高不可极,深不可测,苞裹天地,禀受无形,原流泏泏,冲而不盈,浊以静之徐清,施之无穷,无所朝夕,表之不盈一握,约而能张,幽而能明,柔而能刚,含阴吐阳,而章三光;山以之高,渊以之深,兽以之走,鸟以之飞,麟以之游,凤以之翔,星曆以之行;以亡取存,以卑取尊,以退取先。」文子的「道」,不仅是物之所道,而且引向人事,也是人之所由。
文子认为,道是万物的本原。「天地未形,窈窈冥冥,浑而为一,寂然清澄,重浊为地,精微为天,离而为四时,分而为阴阳,精气为人,粗气为虫,刚柔相成,万物乃生。」(文子九守,以下只出注篇名)这里窈冥浑一的东西,就是包含阴阳的气,也就是老子十四章所说「混而为一」的东西,二十五章「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」的「道」。它是看不见,听不到,摸不着,浑沌无形,恍恍惚惚。所以老子说它是「无状之状」,是谓「惚恍」。但「惚恍」和「混成」的概念一样,比较含混,老子却又说不清楚,有时就用「无形」、「无状」或「无」来描绘。这就给后来唯心主义地解释道开了门。文子则明确地说,浑而为一的道,含阴而吐阳,分而为阴阳的气,「道者,所谓无状之状也」(微明)。它又叫做「一」,「无形者,一之谓也」(道原)。「一也者,无适之道也,万物之本也」(德道)。认为万物都是从这里产生的。
天地万物的始初,道处于浑沌的状态,是人们的感官所感觉不到,但又是可以被感官所感知的万物的所产生的原始材料。这是先秦道家的共同认识。黄帝四经道原说:「恒无之初,迥同太虚。虚同为一,恒一而止。」天地未形时的「太虚」和「一」是同一的,万物得之以生,百事得之以成,「人皆以之,莫知其名,人皆用之,莫见其刑(形)。一者,其号也」。为什么把「道」别号为「一」呢?因为一者,万物之所以从始也,它是万物之本。故黄帝四经十大经本伐说:「一者,道其本也。」稷下道家也说「虚而(本作无,据王念孙校改)无形谓之道」,「道也者,动不见其形,施不见其德,万物皆以得然」(管子沁术上)。先秦道家把浑沌无形的道,称作「虚」或「无」,并不是说它是绝对的虚无,而是说它浑沌不清,有形可见的实物,是从它产生的。这就是老子所谓:「天下之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」(第四十章)文子所谓「无形者,一之谓也。一者,无止合于天下也。布德不溉,用之不勤,视之不见,听之不闻,无形而有形生焉······故有生于无,实出于虚」(道原)。虚道是实物的太祖,「无」是「有」的本体。
在文子那里,视之不见其形,听之不闻其声,窈窈冥冥的道,是不是精神性的本体呢?不是的。「幽冥者,所以论道,而非道也。」(上德)说它虚、无或幽冥,其实也就是「气」。他认为无状之状的道,「天地之间可陶冶而变化也」(微明)。是什么东西陶冶变化呢?他说:「阴阳陶冶万物,皆乘一气而生。」(下德)可见,文子的「道」是「气」。为了强调它的无形和贯通一切,因而称它为「无」,为了强调天地万物由此而生,因而称它为「一」。它在陶冶万物的过程中,包含阴阳的气即「一」,分而为阴阳,重浊的阴气下滞为地,轻清的阳气上升为天,离而为四时,精气为人,粗气为虫,阴阳刚柔,相反相成,万物乃生。「故曰:(按道藏七卷本有「故曰」)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,冲气以为和。」(九守)道是无形的实体气,是构成万物的本原。所以道原篇说:「含阴而吐阳,而章三光,山以之高,渊以之深,兽以之走,鸟以之飞,麟以之游,凤以之翔,星曆以之行。」这种思想,稷下道家也相类。管子内业说:「凡道,无根无茎,无叶无荣,万物以生,万物以成,命之曰道。」又说:「凡物之精,此则为生。下生五穀,上为列星,流于天地之间,谓之鬼神,藏于胸中,谓之圣人,是故民(名)气。杲乎如登于天,杳乎如入于渊,淖乎如在于海,卒乎如在于己。是故此气也······不见其形,不闻其声,而序其成,谓之道。」稷下道家和文子一样,也认为「道」就是「气」,并认为无论是物质现象,还是精神现象,都是气的变化的结果。所以又说,「化不易气」。
文子的「道」是天地万物之始,这不只是从实体上说的,道还包含有规律的意思。文子说:「道者,物之所道也。」(微明)道是阴阳陶冶而变化万物的必由之路。因为道生万物,「理于阴阳,化为四时······与时往来,法度有常」(自然)。道是气,而气的运动变化有一定的次序,这就是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,既是互涵的,又是相互转化的。他说,「阳中有阴,阴中有阳」(微明),「阳气盛变为阴,阴气盛变为阳」(上德)。阴阳各自向相反的方面变化,构成道自身的恒常的运动,所谓「反者道之常也」(道原)。从道是物质实体「气」来说,「阴阳和,万物生矣」(精诚)。从道是规律性来说,「刚柔相成,万物乃生」(九守)。文子的道的这两方面的意义,到战国末期的韩非作了更明确的说明。他说:「道者,万物之所以然也,万理之所稽也。理者,成物之文也。道者,万物之所以成也。」(韩非子解)道家老子并没有明确说「道」是气或是规律,文子对「道」的理解和说明,是韩非对老子关于「道」的理论的发展中的重要环节。
文子的「道」有哪些特性呢?文子认为,道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。他说:「道至高无上,至深无下,平乎准,直乎绳,圆乎规,方乎矩,包裹天地而无表裹,洞同覆盖而无所碍。」(符言)这说明道无所不在,贯通一切,无论大小、方圆的东西,都是道所构成的。这里所谓无表里,就是说道「至大者无度量」,「至微甚内」(自然)。「至大」就是「无外之外」,「至微」就是「无内之内」(自然),所以无度量,无所碍。故文子又说:「万物变化,合于一道。.·····至微无形,天地之始,万物同于道而殊形。至微无物,故能周恤。至大无外,故为万物盖;至细无内,故为万物贵。」(自然)这与黄帝四经道原所说:「天弗能覆,地弗能载,小以成小,大以成大,盈四海之内,又包其外。」以及管子心术所说:「道在天地之间,其大无外,其小无内。」是一个意思。文子认为,道不但具有至高无上,至深无下的绝对性,而且具有无限性。他说:「大常之道,生物而不有,成化而不宰,万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,恃之而死莫之能怨,收藏畜积而不加富,施禀受而不益贫,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,恍兮忽兮用不诎兮,窈兮冥兮应化无形兮,遂兮通兮不虚动兮,与刚柔卷舒兮,与阴阳俯仰兮。」(道原)道无意识无目的,畜积不完,施用不尽,恍惚窈冥,无形无象,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。所以道原概括说:「夫道者,高不可极,深不可测,苞裹天地,禀受无形,原流泏泏,冲而不盈······施之无穷,无所朝夕。」
道家欢喜以水喻道,文子也说:「水为道也,广不可极,深不可测,长极无穷,远沦无涯,息耗减益过于不訾,上天为雨露,下地为润泽,万物不得不生,百事不得不成,大苞群生而无私好,泽及蚊蛲而不求报,富赡天下而不既,德施百姓而不费,行不可得而穷极,微不可得而把握,击之不创,刺之不伤,斩之不断,灼之不熏,淖约流循而不可靡散,利贯金石,强沦天下,有馀不足,任天下取与,禀受万物而无所先后,无私无公,与天地洪同,是谓至德。」(道原)文子认为,水德与道相符,他以水喻道,不但概括了「道」的上述特性,而且道出了道「无为」的基本属性。即道对由它产生的各种事物不是有意志的主宰,而是任其自然。正因为道具备「无为」的属性,所以能成为物之所道。「天致其高,地致其厚,日月照,列星朗,阴阳和,非有为焉,正其道而物自然。」(精诚)所谓正其道,就是「道正在于刚柔之间」。即阴阳陶冶万物,「化与成必得和之精」。因为天地之气,莫大于和,「和者阴阳调」,故积阳不生,积阴不化,「阴阳交接,乃能成和」(上仁)。也就是说,是道自身的矛盾统一生化万物,是无为而自然的。文子在解释「大道无为」时说,无为则无有,无有不是什么都没有,「无有者,不居也。不居者,即处无形。·····无形者,视之不见,听之不闻,是谓微妙,是谓至神,绵绵若存,是谓天地根」。道这种自然而然的产生天地万物,老子称之为「妙」,文子称之为「微妙」,如果「强为之形,以一句为名,天地之道」(精诚)。
文子提出「圣人所由曰道」(上义)。「道」也是一个好的统治者的必由之路,统治者要能很好进行统治,就要修己而体道。文子说:「夫道,无为无形,内以修身,外以治人,功成事立,与天为邻,无为而无不为。」(道德)统治者为什么要修道?因为治国之本,「在于治身」。没有「身治而国乱」,或者「身乱而国治」者,只有「修之身,其德乃真」(上仁)。道之所以奥妙,不是言论可及,也不是父子可以相传的,要你修己而体道,然后才能「循道行德」。在为政治人时,「御之以道,养之以德」,人民就能归服,建其功业。所以,「道之与人,无所不宜也。夫道者,小行之小得福,大行之大得福,尽行之天下服,服则怀之。故帝者,天下之适也,王者,天下之往也,天下不适不往,不可谓帝王」。相反,「失道者,奢泰骄佚,慢倨矜傲,见馀自显自明,执雄坚强,作难结怨,为兵主,为乱首。小人行之,身受大殃,大人行之,国家灭亡。.····夫罪莫大于无道,怨莫深于无德,天道然也」(道德)。
道无为而无不为,统治者循道,也要实行无为而治。文子提出:「无为者,治之常也。」无为而治,不是什么事都不干,并非无所作为。他说:「所谓无为者,非谓其引之不来,推之不去,迫而不应,感而不动,坚滞而不流,卷握而不散。谓其私志不入公道,嗜欲不挂正术,循理而举事,因资而立功,推自然之势,曲故不得容,事成而身不伐,功立而名不有。」(自然)所谓无为,就是不以主观的成见和好恶而妨害道。也就是道原篇所说:「所谓无为者,不先物为也。无治者,不易自然也;无不治者,因物之相然也。」根据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,达到无治而无不治的目的,所以文子说:「执道以御民者,事来而循之,物动而因之,万物之化无不应也,百事之变无不耦也。」
文子从唯物主义观点对道作了比较明确的阐发,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大贡献,它影响到荀子、韩非,以及王充对老子「道」的理解。
四、文子在哲学史上的地位
继承和发展老子「道」的学说的,在其门人中,以庚桑楚和文子最为著名。庄子庚桑楚说:「老聃之役,有庚桑楚者,偏得老聃之道。」文子道德记载:「平王问文子曰:吾闻子得道老聃。」由于老子对「道」讲得含混不清,所以后来对「道」的理解,也各不相同。抱朴子至理说:「夫道之妙者,不可尽书,而其近者,又不足说。昔庚桑胼胝,文子里颜,勤苦弥久,及受大诀,谅有以也。」庚桑楚和文子,刻苦勤学,时间弥久,各得道的奥妙,都是有根据的。但他们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发挥,从哲学史看,分成唯物和唯心两大派别。
庚桑楚这一派,实际上就是庄子学派,所以庄子称赞他「偏得老聃之道」。这一派道家,抓住老子的「道」既有物质实体、又有规律意义的含糊不清和不完整性,从而否定道的物质性。他们认为,如果说道是浑沌未分的物质,那末,它仍然是「物」,在它之前就还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,使它成为这个「物」,「犹其有物也,犹其有物也,无已」。这样推论下去,就没有止境。他们认为,「物出不得先物」,产生物的「道」,它就不应该是「物」。所以结论是「物物者非物」(庄子知北游)。既然道是非物,那末「道」就是「无有」。「万物出乎无有,有不能以有为有,必出乎无有。而无有一无有。圣人藏乎是。」(子庚桑楚)无有一无有,是绝对的「无」,道就成了空洞的概念,导致对物质的否定。这一派道家,企图把「道」抽象为一般,这在人类认识的途径上,虽然是前进了一步,但他们不懂得一般与具体的关系。认为事物都是从道产生出来的,对局部事物来说是形成了,但对道的整体来说是亏损了,最好保全道的完整独立性。庄子齐物论自问自答地说:「道恶乎隐有真伪?」曰:「道隐于小成。」「其分也,成也;其成也,毁也。」他举了一个鼓琴的例子说:「有成与亏,故昭氏之鼓琴也;无成与亏,故昭氏之不鼓琴也。」郭象的注解,深得其要,他说:「夫声不可胜举也,故吹管操弦,虽有繁手,遗声多矣。而执龠鸣弦者,欲以彰声也,彰声而声遗,不彰声而声全。故欲成而亏之者,昭文之鼓琴也,不成而无亏者,昭文之不鼓琴也。」因此,他们认为,既然普遍性的道包括一切,它就不应该存在于局部的事物中,从而割裂了一般与具体的关系,把道看作超于一切物之外的独立存在的实体。这一派道家,后经汉魏的何晏、王弼等人加以发挥,从唯心主义观点理解老子的「道」。何晏说:「夫道者,惟无所有者也。」(冽子冲泥张湛注引无名论)王弼说:「道者,无之称也。无不通也,无不由也,况之曰道,寂然无体,不可为象。是道不可体,故但志慕而已。」(邢昺论语注流引论语释凝)何晏、王弼祖述老、庄,实际上是沿着庄子这条线进一步发挥老子。王弼就说,老子之书,可以一言以蔽之,「崇本息末而已矣」(老子指畧)。他们认为,「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。无也者,开物成务,无往而不存者也」(晋书王弼传)。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,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
文子这一派,是从唯物主义观点继承和发展老子道的学说。并在百家争鸣中,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,在道的思想中,融合了仁义礼法兵等思想。以稷下道家荀子、韩非,以及两汉的贾谊、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,就是沿着文子这条线去理解和发挥老子的。战国中期兴起到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,则渊源于文子。所以自称「虽违儒家之说」,而「合黄老之义」的王充称赞说:「老子、文子,似天地者也。」(论衡自然)在哲学发展史中,文子继老子之后,其作用和地位是重要的。
首先,老子讲「道」和「德」,但不讲「理」。文子则均有论述。
文子认为,「道」是一般规律,「理」是具体规律。道产生万物,「万物同情而异形」,不同的事物就各有其「理」,「故阴阳四时,金木水火土,同道而异理」。因此,天有「天理」,有时也叫「天道」,地有「地理」,社会有「人理」,有时也叫「人道」,事有「事理」。他要求人们「循理而举事」(自然)。「举事而顺道」(微明),「动静顺理」,「循理而动」(符言)。这样也就是「循自然之道」(下德)。能得自然之道,「万举而不失矣」(上义)。黄帝四经也很注重讲「理」。经法论说:「物各合于道者,谓之理。理之所在,谓之顺。物有不合于道者,谓之失理。失理之所在,谓之逆。」因此专立名理一篇,要人们「审察名理」,「循名究理」。这样就可以「万举不失理,论天下而无遗策」(经法论约)。文子和黄帝四经都从老子的比较抽象的「道」,化为比较具体的道(理),进而研究社会人事。
但是,文子和黄帝四经还有不同,前者侧重讲「道理」,后者侧重讲「名理」。黄帝四经认为,社会之理就是「法」,提出「道生法。法者,引得失以绳,而明曲直者也」。明曲直得失的办法就是审察「刑名」。他说:「刑名立,则黑白之分已。」(经法道法)法家与此有直接的联系,讲究「刑名法术」。文子虽然也认为理就是「法」,他说「理治」,皋陶为「大理」。但他不讲「刑名」,而是讲「循道理之数,因天地之然」(道原)。认为王者「以道莅天下,柔弱微妙者,见小也,俭啬损缺者,见少也。见小故能成其大,见少故能成其美(九守)。因此,文子强调治国在于治身,「修之身然后治民」,「理治然后可移官长」(微明),稷下道家与此比较接近,管子心术讲「静因之道」,主张修「心」,因道应物。认为「心处其道,九窍循理」,「心安是国安也,心治是国治也」。所以文子和稷下道家都讲究「心术」。
老子讲「道」和「德」,但两者关系说得不明确。他说:「道生之而德畜之,物形之而器成之,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。」(老子五十一章)又说,「失道而后德」(老子三十八章),这就引起误解。文子讲「道」和「德」的关系,说得比较明确。他说:「物生者道也,长者德也。」什么是长呢?他说:「畜之、养之、遂之、长之,兼利无择,与天地合,此之谓德。」道是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,德是万物各得于道的一部分,畜养成长为具体的事物。一切事物都有所得于道,都各有其德。道对德来说,「夫道者,德之元。.····万物得之而生,得之而成」(道德)。德对道来说,「道散而为德」(精诚)。道是整体,德是部分,是整体和部分、一般和具体的关系。道与德是「同道而异形」,「同道而异理」。文子认为,一般性的道,并不是脱离具体事物的性质(德)而独立存在,它是属于万物之中。他把道和德的关系作了一个譬喻说:「夫道之与德,若韦之与革。」(精诚)道是材料,德是此材料的成品。因此,「德之中有道,道之中有德」。如同「阳中有阴,阴中有阳,万事尽然」(微明)。道德互含,它们之间不能分割,正如阴阳渗透,其本质是一气。在事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,道和德是基本的。没有道,万物无所从出,没有德,万物也就没有自己的性质。所以文子把老子的「尊道而贵德」合起来讲,经常称之为「道德」。并将其推广到社会人事,认为「非道德无以治下。······夫道德者,所以相养也,所以相畜长也」(道德)。
稷下道家进一步阐发了「道」和「德」的关系,认为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。管子心术说:「虚而无形谓之道,化育万物谓之德。」道是虚而无形的「气」,它「遍流万物而不变」,它可以成为任何的东西,但本质还是气。「德者道之舍,物得以生。」「故德者,得也。得也者,谓其所得以然也。」因此,从「舍之之谓德」来说,德是道的一部分,它和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。「故道之与德无间,言之者不别也。」
荀子的学生韩非,吸取了文子和稷下道家的思想,对「道」和「德」解释说:「夫道者,弘大而无形。德者,核理而普至。至于群生,斟酌用之,万物皆盛,而不与其宁。」而且认为,一般存在于具体中,而又不同于具体事物。他说:「道者,下周于事,因稽而命,与时生死,参名异事,通一同情。故曰:道不同于万物。」(韩非子权)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,是汉初著名的哲学家。他有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道德论,对「道」和「德」作了概括的说明。他说:「物所道始谓之道,所得以生谓之德。德之有也,以道为本。…··.德生于道而有理,守理则合于道。」又说:「道者无形,平和而神。······德者,离无而之有。」道是无形,德是从无形到有形,如同水和冰的关系一样,「道,冰凝而为德,神载于德。德者,道之泽也。道虽神,必载于德」(贾谊集)。从老子的道和德,发展到道必载于德,一般寓于具体之中的过程中,文子是一个重要的环节。
其次,老子讲道德,排斥仁义礼法,文子则兼而讲之。
老子说:「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,忠信之薄,而乱之首也。」(老子三十八章)文子认为,仁义礼法都是属于道,不过在程度上和作用上不同而已。他说:「古之为道者,深行之,谓之道德,浅行之,谓之仁义,薄行之,谓之礼智。此六者,国之纲维也。深行之,厚得福,浅行之,薄得福,尽行之,天下服。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,修仁义即正一国,修礼智即正一乡。」(上仁)什么是道德仁义礼呢?文子说:「物生者道也,长者德也,爱者仁也,正者义也,敬者礼也。」他认为,善为政者,也要像道那样,畜养遂长,无为无私,泽滋万物,这就是「德」。而仁义是兼爱无私,一度顺理。文子又说:「何谓仁?曰:为上不矜其功,为下不羞其病,大不矜,小不偷,兼爱无私,久而不衰,此之谓仁。何谓义?曰:为上则辅弱,为下则守节,达不肆意,穷不易操,一度顺理,不私枉挠,此之谓义。」文子的仁义,又与儒家的仁义不同。他主张兼爱无私,平正顺理,反对爱有差等和轻重厚薄之分,所以又接近墨子。文子的「礼」,也与儒家有别,他说:「为上则恭严,为下则卑敬,退让守柔,为天下雌,立于不敢,设于不能,此之谓礼。」(道德)文子的礼,不但融进了以卑取尊、以退取先的「道」中,而且具有「法」的意思。他说:「为礼者,雕琢人性,矫拂其情。目虽欲之禁以度,心虽乐之节以礼。······礼者,非能使人不欲也,而能止之。」(上礼)这种节制人欲禁以度的「礼」,是由礼到法的转变。这一思想影响了以后的荀子。荀子就认为,人生而有欲,欲而不得,就不能无求,求而无度量分界,就会争斗。「欲虽不可去,求可节也。」(荀子正名)因此,圣人制「礼」以节欲,使「欲必不穷于物,物必不屈于欲」,两者「相持而长」(礼论)。这里的「礼」,也就成了节人之欲的「度量分界」。
文子认为,最好的政治是「御之以道,养之以德,无示以贤,无加以力」(道德)。这是治世的政教。及至衰世,出现了仁义,所以仁义「薄于道德」(上仁)。就衰世对治世而言,「仁义立而道德废」。然而为道者,浅行之谓之仁义,如有贤圣勃然而起,也不排斥仁义。「持以道德,辅以仁义」(上礼)。因为仁义教化对刑杀之法来说,还不失为治国之本。文子说:「明于天人之分,通于治乱之本······治之本,仁义也,其末,法度也。」这个本末不能倒置,「法之生也,以辅仁义。重法而弃义,是贵冠履而忘其首足也」(上义)。因此,不能专任法。即使行法,也要合乎义礼,「不知礼义,不可以行法」。因为两者的作用不同,「法能杀不孝者,不能使人孝;能刑盗者,不能使人廉」(上礼)。这里可以看出,文子既主张仁义之教,又主张刑杀之法,但有一个本末和主次之分。他说:「治国,太上养化,其次正法。······利赏而劝善,畏刑而不敢为非,法令正于上,百姓服于下,治之末也。」(下德)法虽是辅助的,次要的,但「立正法,塞邪道」,又是必要的。怎样立法呢?文子说:「法生于义,义生于众适,众适合乎人心,此治之要也。法非天下也,非从地出也,发乎人间,反己自正。······夫法者,天下之准绳也,人主之度量也。悬法者,法不法也。」(上义)法产生于义,「义者,所以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人道之际也」(上礼)。义是调和人道之际即人与人的关系,法是根据这种关系,由人们自己制定而又反过来约束自己,用强制的办法维护这种关系的。法定之后,就成了天下的准绳,一切断之以法,以法法不法,不管尊贵或卑贱,中绳者赏,违者罚,「犯法者,虽贤必诛,中度者,虽不肖无罪」。这样「公道行而私欲塞」,君主不得「横断」,有司不得「专行」,「道胜而理得矣,故反朴无为」(上义)。因此,文子认为,法也是符合道的。这和黄帝四经所说「道生法。法者,引得失以绳,而明曲直者也。故执道者,生法而弗敢犯也,法立而弗敢废也」(经法道法),是相一致的。
文子的道德观中,吸取了仁义礼法的思想,强调「明于天人之分,通于治乱之本」,认为仁义礼法都是「为道」,是治国所必要的,因而也是符合「道」的。稷下道家则进一步认为,仁义礼法是必然之道。管子心术说:「虚而无形谓之道,化育万物谓之德,君臣、父子,人间之事谓之义,登降揖让,贵贱有等,亲疏有(本作之,据丁士涵校改)体谓之礼,简物小大(本作末,据丁士涵校改)一道,杀戮禁诛谓之法。」稷下道家认为,道之与德无间,本质上是同一的,德是事物各有所得于道而各有其性质,因而就各有其理。在社会人事中,君臣父子人间之事也各有所「宜」,这种「宜」表现为「义」,所以说「义者,谓各处其宜也」。这里没有讲到「仁」,因为「义」也包括了「仁」,故经常「仁义」并称。「礼」是「义」的具体表现,而加以文理规定,「礼者,因人之情,缘义之理,而为之节文者也。故礼者,谓有理也。理也者,明分以谕义之意也」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,礼以义为基础,义以理为基础,理以道为基础,法是把不整齐的东西整齐起来,其具体办法就是「杀戮禁诛」。「故礼出乎义,义出乎理,理因乎道(本作宜,据郭沫若校改)者也。法者,所以同出,不得不然者也。故杀戮禁诛,以一之也。」这里的「出」,就是参差不整齐,「同出」就是「简物小大一道」,用法来规定,把它们划一起来。这是强制性的,是「不得不然者也」。稷下道家认为,道德、仁义、礼、法,是一个发展过程。它们在这个过程中,都是必要的环节,都各有一定的地位。法也是这个过程中必然的结果,是与「道」相符合的。
从老子的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一个失了,纔有另一个的消极过程,到稷下道家认为,一个发展到另一个的积极过程,从讲道不讲法,到道生法,其中间环节,正是文子。
再次,老子讲「道」,没有明确讲「术」,文子既讲「道」,也很讲究「术」。
什么是「术」?文子说:「发一号,散无竟,总一管,谓之心。见本而知末,执一而应万,谓之术。居知所为,行知所之,事知所乘,动知所止,谓之道。」(微明)文子的「术」,不是如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搞阴谋诡计。他和黄帝四经所说「不阴谋」(十大经顺道),认为「阴谋不祥」(十大经行守)一样,是反对搞阴谋的。他说,「善治国者,不变其故,不易其常」,认为「阴谋逆德」(下德)。在文子那里,「术」是循规律认识事物和处事的方法的意思。因此,他经常讲「道术」和「心术」。文子认为,「万物之总,皆阅一孔,百事之根,皆出一门」。事物的根本是道,「故圣人一度循轨,不变其故,不易其常,放准循绳,曲因其常」(道原)。这样,「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,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」(九守)。处事也就知道所为所乘,行动之行止。这样就能做到见本而知末,执一而应万。所以文子要人们「治心术」,「修道术」。
在文子的「术」中,特别重视「心术」。他比喻说:「主者,国之心也。心治则百节皆安,心扰即百节皆乱。」(上德)认为心术治,则「治道通矣」(符言)。心术是认识事物的方法,也就是思想方法。文子认为,要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,必须去掉主观上的嗜欲和好恶,不要有主观成见。他说:「达于心术之论者,即嗜欲好憎外矣。」(九守)治心术是主观方面的修养,「不求于外,不假于人,反己而得矣」(符言)。
稷下道家进一步发挥了文子的思想。管子有心术上下篇,就是讲「心术」的。它说:「人皆欲知,而莫索(本有之字)其所以知。其所知(本无此三字),彼也;其所以知,此也。不修之此,焉能知彼。修之此,莫能(如)虚矣。虚者,无藏也。故曰:去知则奚(本有率字,均据王念孙校改)求矣,无藏则奚设矣。无求无设则无虑,无虑则反覆虚矣。」这里「修之此」,就是修其所以知的主观方面,要做到「虚」,就是「无藏」。它包括两个方面:一是「无求」,即对于所知,没有主观欲求;二是「无设」,即没有主观成见。要做到无求无设,这是不求于外,不假于人,是反己而得。如何反己自得呢?稷下道家认为,除了做到心「虚」外,还要保持心「静」,故曰「静乃自得」。所以「有道之君,其处也,若无知,其应物也,若偶之,静因之道也」。稷下道家也像文子那样比喻说:「心之在体,君之位也,九窍之有职,官之分也。」心如国君,耳目等是视听之官,心处其道,虚静无为,则官循其理而各尽其职。「故曰:心术者,无为而制窍者也。」可是,耳目之官总是与物相接的,怎么保持心的虚静呢?心术说:「专于意,一于心,耳目端。」这样就可以「无以物乱官,毋以官乱心」。稷下道家虚静专一的「心术」,有其认识论方面的意义,但更侧重的是说君道无为,臣道有为,君主在处理政治事务时要以虚制实,以静制动,执一君万。
荀子又侧重在认识论方面,继承和发展了「心术」思想。他指出:「凡人之患,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。」认为人们往往以偏概全,只看到局部,不见全体。他作解蔽,企图解决这个认识论的问题。荀子认为,「蔽」的因素很多,但不外两个方面:一是主观方面的因素,「欲为蔽,恶为蔽」。主观的好恶影响对事物的认识,「私其所积,唯恐闻其恶也;倚其所私以观异术,唯恐闻其美也」。二是客观方面的因素,始为蔽,终为蔽,远为蔽,近为蔽,浅博、古今等等,都会影响对事物的认识,「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」。无论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「蔽」的因素,都是「心术之公患也」。要解决人的思想方法所共有的毛病,不但主观上要无好恶,没有成见,而且客观上也要无始无终,无近无远······即从各方面看问题,「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。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」。兼陈万物还不够,还必须「中悬衡」,即符合标准「道」。人要把握客观的「道」,那就是靠「心」的作用。荀子说:「人何以知道?曰:心。心何以知?曰:虚一而静。」
「虚一而静」就是稷下道家说的虚静专一。荀子认为这是心知道的条件。但他认为,稷下道家的虚静专一,也有所「蔽」。稷下道家说:「虚者,无藏也。」无藏从无求无设不要有主观好恶和成见来说,是对的,但无求无设而无虑,从人的认识论来说,这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人的认识总有虑,知识总是逐渐积累起来的,知识的积累就是「藏」,不可能和一个空空洞洞的仓库那样是空虚的。所以荀子说:「心未尝不藏也,然而有所谓虚······人生而有知,知而有志。志也者,藏也。然而有所谓虚,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,谓之虚。」只要不似已藏有的知识而妨碍将接受的新知识,这就是「虚」。荀子认为稷下道家讲「专一」是对的,但并不排斥「两」。他说:「心生而有知,知而有异。异也者,同时兼知之,同时兼知之,两也。」为什么有所谓「一」呢?只要「不以夫一害此一,谓之一」。一与两不是绝对的对立,「一」意味着诸多的统一。稷下道家把「静」理解为不变,「静则不变,不变则无过」(管子心术上)。荀子认为这也是「蔽」,静和动不是绝对的对立。他举例说,「心未尝不动也」,人睡觉时心会做梦,闲散时思想会开小车,用心思时会谋虑,「然而有所谓静」,静就是「不以梦剧乱知」,即不以胡思乱想去扰乱正常的认识。由此可见,荀子的「虚一而静」,很明显是批判继承了稷下道家的虚静专一。从文子的「心术」,经过稷下道家,到荀子的「心术」,是一脉相承的。
在过去的中国哲学史中,从老子提出「道」的学说,到荀子、韩非,以至王充这一条唯物主义的发展论文子线索,中间似乎脱了一个环节。于是有人把管子的心术上下、白心和内业四篇,作为宋钘尹文的思想,来串连这一线索。但据先秦的孟子、庄子、荀子子、韩非子等记载,宋尹的思想与管子四篇,大相径庭,不能作为宋尹的思想资料。这又当别论。其实,这一唯物主义的线索,并不脱节。如果说这中间有一个环节的话,那不是宋尹,而是文子。由于文子过去一向被作为伪书对待,文子在哲学史中的地位也被排除,这一线索也就脱了节。从上述的道、道和德、道德和仁义礼法,以及由道到术的发展等侧面来看,文子在中国哲学史中的地位,是很重要的。予虽不敏,敢竭驽钝,论文子,或冀可表禄其万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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